圣经的故事

拒绝聆听的犹太人，在亚述和巴比伦度过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后，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错，以及自己应该做什么。 远离故土，散居在美索不达米亚谷地里那些城市和村庄中的犹太人，开始仔细研读古老的律法和早期的编年史，只要时机到来，这些经书将会引导他们返回对耶和华更诚心并更热切的敬拜中。 犹太人的新主人属于一个非常卓越的种族。早在汉谟拉比时代，巴比伦人就被公认是西亚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他们伟大的法律制定者汉谟拉比所生活和撰写法典的时代，比摩西还早了一千年。 庞大的巴比伦帝国的国都，是一座巨大的堡垒。外围两层高高的城墙环绕着将近一百平方英里的房屋、街道、花园、神庙和市场。 城市布局非常整齐规律，街道笔直宽敞。 砖砌的房屋很宽敞，有的有两三层楼高。 幼发拉底河正好穿过城中央，可直接抵达波斯湾和印度。 在城中心的一座人工小山上，矗立着著名的尼布甲尼撒的王宫。 宫殿楼台层叠而上，创造出一个宛如悬在空中的巨大庭园的景象，由此产生了奇异的空中花园的神话。 该城的国际性，如同现代的纽约市。 巴比伦商人是一流的生意人。他们和埃及，和遥远的中国，都有贸易往来。他们发明了书写体系，腓尼基人从这体系发展出我们今日使用的便利的字母。他们精通数学，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有系统的天文学的概念，并且像我们如今所做的，把一年分成数个月，再把一个月分成数周。他们还设计出现代商业所依据的度量衡体系。 他们第一个制定出道德法典，这法典后来被摩西纳入他的“十诫”中，成为我们今日教会的基石。 巴比伦人是非常有效率的组织者，他们稳定地、有意识地、从容不迫地扩张自己的领土。然而，他们对犹大领地的征服却是一场意外，跟他们的扩张政策无关。 事情是这样的，巴比伦的一位统治者出兵想征服亚兰和埃及，而独立的小国犹大正好位在通往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交通要道上。 占领犹大是军事上的预防措施。 仅此而已。 我们非常怀疑，尼布甲尼撒时代的巴比伦人是否曾意识到犹太人的存在。他们看待犹太人，大概跟我们看待普韦布洛的印第安人一样。我们知道，在美国西南部某处，仍有一支过着某种半独立生活的土著部落。我们不知道他们所在位置的确切地点，也不那么在意。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印第安事务局或内政部的某个官员会照顾他们的利益。但是，生活充满了各种事。我们忙于自己的事务，顾不上为一个小小的民族费神，也就是说，我们顶多知道一个名称、一些照片，和一些奇怪的宗教舞蹈，仅此而已。 假使你想明白接下来的内容，你必须牢记这一点。 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后裔，最后能在人类历史上扮演要角，一开始是没有任何迹象的。 最早一批的世界史作者，对犹太人只字未提。就拿希罗多德来说，他力图有理有据地记述自洪水时代以来的每件事。他像大多数雅典人一样，既宽容又好奇。他想知道四邻曾经说过、想过和做过的一切重要的事，好将它写进自己的书里。 希罗多德没有种族偏见，他远游四方，以便取得第一手资料。他记述了有关埃及人、巴比伦人和许多地中海海岸其他民族的重要事迹，但他从来没听说过犹太人，当他提到巴勒斯坦平原上的民族时，非常含糊地将他们称为一支操持某种令人好奇之卫生习惯的无名部落。至于和流亡的犹太人同时代的迦勒底人，他们看这些可怜的流亡者，就像我们看待一群孤立无助的俄罗斯难民或亚美尼亚难民一样。这些难民碰巧经过我们的城市，前往西部某个不知名的目的地。 于是，《旧约》成了我们得知犹太历史的主要信息来源。 但是，这个伟大民族历史的汇编者们都不是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他们不在乎自己那些外国主子的名字怎么拼写，对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也概念模糊，没有人能有把握地说出，他们经常提到的那些地方具体是在哪里。 再是，他们常常蓄意隐藏字句中真正的意思，并使用奇怪的象征符号。当他们想说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如何征服了犹大这个小王国，并在半个世纪后不得不释放手中这些犹太俘虏时，他们的描述是，有一条鲸鱼吞下了一个遭遇船难的水手，几天之后，鲸鱼又把他吐到陆地上。两千五百年前的人当然十分明白这故事，但是，对我们这些只知道巴比伦是一堆断瓦残垣和垃圾的人来说，实在不知所云。 尽管如此，《旧约》的最后二十卷书虽然准确性不足，数量却很足，并且，有可能相当准确地重现了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的样貌。 倘若你想了解随后发生的伟大属灵戏剧，我们只能借由这份稍有疑问的材料的帮助，尝试告诉你一些你该知道的事。 对犹太人来说，流亡并不意味着奴役。 从纯粹世俗的观点来看，从巴勒斯坦来到美索不达米亚，这改变对绝大部分犹太人来讲是一种进步。一个半世纪以前，亡国被掳的以色列人被分散在四五个相离甚远的城镇和村落里，被淹没在他们的巴比伦邻居中。但是，公元前586年犹大人的流亡，却被允许都待在同样的地方聚居，形成名副其实的犹太移民区。 事实上，他们是一群心不甘情不愿，从拥挤的耶路撒冷贫民窟跋涉到开阔的迦巴鲁河流域的移民。他们离开了古老迦南地区贫瘠的田野和谷地，在巴比伦中部觅得一个新家园，这地的牧场和花园有极好的灌溉系统。 他们也不像一千年前在埃及时那样，遭到外国监工不当的暴打。 他们获准保有自己的领导者和祭司。 他们的宗教习俗和仪式不受干预。 他们获准和留在巴勒斯坦的亲友通信。 他们被鼓励继续操作练习那些在耶路撒冷时自己就很娴熟的技艺。 他们是自由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奴隶和仆人。 他们要从事哪个行业，或做贸易，都不受限制。 不久，巴比伦首都的富商名单中，就开始出现大量犹太人的名字。 最后，就连国家最高的职位也对有才能的犹太人开放，巴比伦王不止一次向犹太女子求婚。总之，除了不能随意自由来去，流亡者可说拥有一切让人感到幸福的东西。 借由从耶路撒冷迁到特·哈萨，他们摆脱了在故国的种种弊病。 不过，唉！现在他们又得了一种新毛病。 它叫做思乡病。 这种痛苦，自古以来就对人类心灵有着奇怪的影响。它给故国抹上一道幸福的怀旧光辉，能在瞬间突兀地抹除了所有昔日的创伤和过往痛苦的记忆。它自然而然地将“旧日时光”转变成了“美好的往昔”，将在旧地度过的岁月冠上“黄金时代”的庄严美名。 一个人一旦染上思乡病，他便对自己新家园的所有好处视而不见。他的新邻居不如那些老街坊。新城市是个低劣又令人痛苦的土村子。新的气候只适合野蛮人。 总而言之，一切“旧的”，突然间都变成“好的”，而一切“新的”，都是“坏的”“邪恶的”和“令人反感的”。 一个世纪之后，当流亡者获准返回耶路撒冷，只有极少数人真的选择回去。但是，只要他们生活在巴比伦一天，巴勒斯坦地区就是他们的失乐园，这种态度反映在他们所有的言语和文字当中。 总的来说，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活，对犹太人而言既阴暗乏味，又平淡无波。流亡者一边过着该过的日子，一边等待着。 起初，那些怀抱期待的人热切盼望着有“突然”的事发生。伟大的耶利米曾经预言这场可怕的灾难，那些充满厄运的话语还在他们耳边回响。 但是耶利米已经死了，他的位置始终没有人能完全填补。 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稍微提过犹太先知的本质。自古以来，他们就是犹太百姓的道德领袖。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就是民族良心的具体展现。 但是，时代一直在变。犹太人对自己的宗教知识已经不再依靠口传。现在，他们有自己的字母，他们的语言也有了正规的语法。 起初，这些字母比较粗糙，没有元音，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控制书面语句的结构规则也一样。完成时态和未完成时态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同一个动词既可表示已发生的事，也可表示将要发生的事，我们必须从句子的内容去猜真正的意思。 这种表达形式很适合写诗歌。因此，许多诗篇都非常优美。但是，当作者必须处理具体的想法、观念，或试图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就无法如愿以偿了。 这样的记述，让我们很难看出哪些是预言，哪些是历史。 但是，在犹太人学会邻国通行的亚兰字母之前，这已经是他们所能做到最好的了。尽管这些亚兰文字母粗糙又不完善，但其功能已经足以达到目的。 它给了那些有新想法的先知机会，将思想传给所有的犹太同胞，无论他们是住在埃及、巴比伦还是爱琴海的小岛上。它也让先知有机会根据古老又含糊的崇拜形式制定出规则。它又使我们在《旧约》和《犹太法典》中所发现的宗教法典和民事法规，能形成庞大的成文体系。它还使先知扮演了过去从未有过的角色。先知开始向新一代的孩子阐释祖先所写下的书卷。他从一个行动者，变成一个沉思的圣人，终身被书环绕，与书为伴。有时候，我们还会听说先知在同胞间奔波，说着市井间的语言。但是，随着先知培训学校的增加，其毕业生的影响力却逐步衰微。 耶和华已经不再是那个以一阵狂风横扫平原和山丘的耶和华了。 耶和华变成了一套规章制度。他不再在沙漠的隆隆雷声之中对人说话。从那时起，他的声音只会在清静的图书馆里被听见。先知变成了拉比，变成了神父，他们解释、详述、诠释、阐明记载下来的书卷，逐渐将上帝旨意的灵性埋葬在垃圾般的文献学下。随着时间推移，那些注释和评论变得数量极其庞大。 然而，这个新发展就像所有类似的改变，不是突如其来的，流亡时期出了几位杰出人物，他们和先前全民族公认的精神领袖前辈相比，毫不逊色。 有两位先知尤其突出。 其中一位是以西结。 另一位，很遗憾，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先知中的传道者”。他说一种新的语言，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不曾听过的。他的著述被收在《旧约》第二十三卷《以赛亚书》的后半部。 《以赛亚书》共有六十六章。前三十九章可能是先知以赛亚所著。以赛亚活在约坦、亚哈斯和西底家统治时期，他远在西拿基立和尼布甲尼撒的时代来到之前，就预测了犹太人南北两国的命运。 但是，《以赛亚书》的后二十六章很明显是另一个人的著作，那人活在好几世纪之后，其书写语言和风格都跟以赛亚极其不同。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品被并在一起，却没有只字片语的解释，我们也不用觉得奇怪。正如我们之前重复说过的，《旧约》的编纂者对这样的事并不特别在意。他们不管是在哪里找到的素材，他们会选自己喜欢的，然后把那些经卷拼凑在一起，没有我们现代人所谓“编辑”的概念。 就这样，该书卷第二部分作者的身份就此佚失，被前半部的先知给掩盖了。不过，这不是多大的事。这位“不知名的作者”，这位诗人，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更有名，而那些人的家谱都被纳入《旧约》一些非常枯燥乏味的篇章里。 他的作品之所以大有价值，在于他对耶和华的权能和性格提出了新颖独特的看法。在他看来，耶和华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闪米特民族的部落神。他的名字写在全地的高天之上。 他是全人类的主宰。 即使是趾高气扬的巴比伦王以及和他同样强势的波斯王，他们也都是这位独一上帝的仆人，上帝的旨意即是全人类的法律。 然而，这位上帝不是一个残酷的神，他不憎恨那些不认识他的人。相反地，对那些生活在黑暗中，从未听过他名字的人，他给予爱和怜悯。 他没有将自己的完美隐藏在令人生畏的乌云之后，不让人看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他，有耳朵的人都能听见他。他是所有人的慈父，是力图将不情愿的羊群领往和平正义的港湾的好牧人。 这种见解远远超越了时代。 一般的流亡者都对这样的言论深感疑虑。 这种上帝爱所有生灵的说法，并不吸引这个小群体，这个群体每天靠憎恨征服者而活，像人要靠饼而活一样。他们不断祈祷复仇的日子来临，届时耶和华将歼灭可恨的巴比伦掳掠者。 他们急切地转向其他人，那些人必须对旧日的严格教义有精良的造诣，又相信耶和华独独拣选了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裔作为他神圣旨意的传讲者，并且永不停止预言——总有一天，万国都要匍匐在得胜的新耶路撒冷主人的面前。 在备受流亡者欢迎的先知中，以西结坚忍不拔的力量最为突出。 他生于故国。 他父亲是祭司，他是在耶路撒冷浓厚的宗教气氛中长大的。毫无疑问，他听过耶利米的讲道。 后来，他也成了一名先知。 他在所处的群体当中似乎是个相当重要的年轻人，因为巴比伦刚征服犹大时，他就是第一批被掳离开耶路撒冷的人之一，大规模的流亡要到几年之后才开始。 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真正完全陷落的消息时，他人在提勒·亚毕的村庄里，他安家在那里。 他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远不如《以赛亚书》后半部那位不知名的作者。以西结的书写风格很死板。他本人也缺乏我们所见许多犹太旧日领袖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他为人毫不谦逊。 他经常靠人为的兴奋来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在那种情况里，他会看见奇怪的异象，听见神秘的声音。